孔祥东，已被当今国际乐坛公认是一位真正能激动人心的天才艺术家……那种一代人中间只能出现一个或两个的人物。作为当今古典音乐界最活跃的钢琴家之一，他曾在34个国家及地区演奏过，琴声回旋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、阿姆斯特丹的荷京音乐厅、洛衫矶的大使音乐厅、东京的山托利音乐厅及悉尼歌剧院。作为1992年至1994年的“施乐艺术家”，孔祥东在1992年第五届悉尼国际比赛中取得非常辉煌的成就，赢得了第一名大奖及四项特别奖。他还曾在1988年获得著名的美国古纳·巴考尔国际比赛金牌大奖。这位受上海音乐学院及美国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专业熏陶的钢琴家，曾在1986年莫斯科国际钢琴大赛与1987年西班牙桑坦德尔国际大赛中二度作为最年轻的获奖者，而引起世界乐坛的注目。被芝加哥论坛报誉为“一代天之骄子”。 在由杨君著、中国电影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笑容——与媒体英雄面对面》一书中，附有杨君对孔祥东的采访，从中可以感受到做一个世界型的钢琴家的不易。下文是摘录部分。
孔祥东认为：命运对人是公平的，是有自然规律的，你要会自己把握。孔祥东从15岁第一次登台，迄今为止已经演出过3500多场。他认为自己是属于舞台的。
今年30多岁的孔祥东是在1988年“出国潮”最盛的时候去美国留学的。
“其实我出国就是想拼搏一下奋斗一下。回忆1988年走过的路，虽然当时我已经比一般学生的水平要高，获取了1985年全国钢琴比赛第一名、1986年莫斯科钢琴比赛铜牌奖和1987年西班牙钢琴比赛第四名，这些条件都有利于我出国，但我很明白，自己不是为了一张绿卡，不是为了离开中国而出国。”孔祥东承认自己的出国留学之路是比较顺利的，因为那个时候西方已经有许多音乐家听过他的名字。这样的优越条件使他在美国没有打过一天工，完全是用自己的钢琴演奏去养活自己。
“我到美国很有意思，一踏上这个国土就碰到了一位杨伯翰大学的钢琴教授叫派克。当时他给了我很多帮助，我也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特别用心去做每一件事。记得刚到美国的第二个星期他就带我开了11个小时的车去圣迭戈参加一个很有影响的钢琴比赛。当时的价钱是演奏20分钟可得1200元美金，这对我来说十分重要。因为1200美金可以提供我2个月的生活开销。”
孔祥东那时参加了许多比赛，虽然常常不能夺取第一名，但却对他震动很大，决心要好好练琴，要奋斗出来。在到美国的第四个月，孔祥东获得了一个国际大奖，当时他年仅19岁。从此他在美国参加了近百场音乐会，也跑了近20个国家。
不过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孔祥东穷留学生的生活。
“我出去时只带了700美金———这在当时已经够多了，相当于我1987年获西班牙奖的全部收入。记得那时我还有个吹长笛的朋友给了他400元我只剩下300元。”
孔祥东回忆这次美国之旅尤为感慨，当时没有亲戚在国外也没有人邀请，身上除了几百元美金，惟一的物品就是两箱衣服、三箱谱子。因为国内的纸便宜，现在他有许多音乐都是那个时候完成的。在国外虽然很苦，孔祥东从没有放弃钢琴事业。1992年在悉尼国际钢琴比赛时，银行里的存款不足一个月的房租，但他硬是挺了过来。“我从没有惧怕过经济上的困境，我觉得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为经济来源而奋斗，尤其是音乐家。”
孔祥东说做钢琴音乐家很苦。记得有位澳大利亚人在澳大利亚参加钢琴比赛，当时竞争环境不是太好，他演了5场说这里条件不好，就离开了，结果他放弃了比赛。的确，一场钢琴比赛前两个星期神经高度紧张，比赛结束后还要持续近一个月的巩固练习，有些人就坚持不下来，这不是他们的天生素质不好而是信念不坚定。“因此我认为不论在哪里你都首先是人，其次才是音乐家，很多时候你要能战胜自己。”
有一次母亲在国外看孔祥东演出，由于是从前期准备开始，她看到了儿子巨大的心理压力，直说做钢琴家的背后怎么这么苦，早知如此，就不让你小时候学了。但孔祥东十分看重自己的钢琴事业，他告诉母亲：虽然练琴、比赛很苦，但看到有观众听我的演奏给我掌声那个时候十分激动，那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。
“这个事业永远没有温床，永远带来的是不安。但我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坚强的神经系统，所以才选择了这个职业。一个音乐学院能培养出十几个钢琴家但并非都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、成功。这个金字塔不是一般的组合，是非常残酷的现实的，而这个现实目前中国的音乐教育者还没有认识，整个国家还在批发生产音乐学生。对我来说做钢琴家不单是生存而已，要成功这就要求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求生欲望和内心深处的动力。”
想起当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钢琴大赛，全国各大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都是评委，结果他获取了第一名。“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，骑了辆自行车从东单向音乐学院走，路过天安门时我的心情特别平静，但却有一种感觉是说不清的。结果进了音乐学院，榜已贴出来了，我看到在第一名上写着孔祥东，当时就没下车子径直骑到了北京电报大楼，给母亲发了四个字的电报：‘我得第一’。至今妈妈还存着这张电报我也常常拿出来看。”
“那时我练琴非常刻苦，那时候是走读一周回家一次，但我从不回家，每天练8－12个小时。当时不觉得痛苦不感到累，我觉得值。因为我明白要得到就要付出。搞音乐有的人靠勤奋，有的人靠天分。我的音乐感悟力特别好，只要是我自己演奏过的东西都不会忘，这个自信我有。而且我知道音乐中不单只是音乐性，要产生凝聚力、感情才行，一般的音乐人没有，这是无法培养的。因为音乐中显示的是个人的性格。”
孔祥东觉得个性的培养是多年的积累，不是一朝一夕的。“我为什么对范老师印象深，因为父母离异。在我13岁时他们就分开了，我没有一个好的父亲形象，而在范老师身上找到了父亲的感觉；加上在美国的独立闯荡，成功与失败都让我感觉到了这种个性因素。其实很多次参加大赛就有过失败。但我很大程度上喜欢这种压力，喜欢深入浅出，有了这个准则所有的压力都不存在了。当然我的演奏是不可以取代的。”
1997年7月，在好莱坞举行的“为中国喝彩”音乐会上，当孔祥东弹奏起《东方红》时，如雷的掌声像从山顶上滚下来似的，人们虽然不懂得毛主席，但他们能感觉到音乐的激动人心，那是能让他们从椅子上跳起来的音乐。孔祥东感动了。
还有一次，他在纽约一个小镇演出，一位银行家泪流满面地说：“孔先生，你演奏的不仅是音乐，你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。”银行家是受40年代美国教育长大的一代，他对中国的印象是修路工人、中国餐馆、北京烤鸭。一年后，他来到了中国，此后又为希望小学捐了很多钱。
孔祥东没有想过自己的音乐言行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影响。但迄今为止，听过他演奏钢琴的人，都有余音绕梁三日的感觉，他希望所有买了他的票的观众，在从音乐厅走出后，心中都有对人生、音乐的遥想。
“说到自己的打算，我想由于目前在国内的积累，我自己慢慢更清楚，我作为一个钢琴家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，我想把观众和中国的高雅文化或古典音乐引向何处，我觉得有一定的责任，我自己个人认为，做一个音乐家我想带着我的钢琴走出音乐厅，走向自然。在1999年8月28日后，我成为第一个在西藏拉萨举办音乐会的人。我想，我明年会在敦煌莫高窟，在丝绸路上再搞一个音乐会。因为音乐是个载体，需要不断有新的内容给予补充，而我们不能永远守着所谓的经典作品，不断地每一次重复去弹这次‘为中国喝彩’，我们在伦敦尝试，把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祝这样的一种文化合作。这种创意虽然不一定很成熟，但所有的成熟，所有的完美必须要有第一步，所以我想在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和从事的艺术范畴内做些尝试，带着我的钢琴走出音乐厅，走向更大众的、更深的民族的深层次中去。”
 |
